中国名家讲坛高级顾问钱文忠谈“温州模式”:为何改革比深圳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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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钱文忠胡宏伟对谈“温州模式”:为何改革比深圳难

  6月19日,温州最著名企业正泰集团举办主题为“‘创业文化’的温州实践与时代价值”的首期“正泰文化大讲堂”,邀请复旦大学教授、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钱文忠,以及被全国政协常委、浙江省工商联主席、正泰集团掌门人南存辉称为“温州模式最认真的观察者、最深刻的研究者、最热心的呵护者”的知名财经作家、东方早报副社长胡宏伟担任主讲嘉宾。

  今年是温州模式问世30周年。1985年5月12日,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题为《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》的长篇报道,并配发评论员文章《温州的启示》。这是“温州模式”首次见诸媒体,被公认为是“温州模式”横空出世的标志。

  此前的5月11日至12日,澎湃新闻(东方早报)以此为契机,推出“温州模式30年”专题报道。这组由9篇报道构成、近4万字的专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。

  在“正泰文化大讲堂”上,钱文忠和胡宏伟围绕温州模式以及温州“创业文化”等话题,从积淀、传承、发扬、创新等多个维度进行了阐述和解析。以下是两人发言内容的摘录。

  钱文忠(中国中国名家讲坛高级顾问、复旦大学教授、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)

  钱文忠:温州为什么“独特”?

  温州模式为什么会特别有创业精神?

  我的思考是,天底下没有无源之水,天底下没有无本之木,天底下也没有没有父亲的孩子,一定在这一片土地上存在某种特别的基因和血脉。这个基因和血脉,也许在过去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和重视。但是,就好比一颗种子,它的环境、气温、湿度、土壤都具备条件了,那么这颗种子就会突然发芽。

  从我们做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讲,一些被认为是“负面的”、曾一度让温州备受批评的东西,恰恰包含着温州模式的某种基因或者养分。

  比如,有一段时间媒体纷纷抨击温州人好造墓、庙和祠堂,全部从负面的角度去观察这一现象。实际上,这是温州甚至延伸到福建北部一带的风俗,这是中国文化中不同的生死观。

  这里面包含着温州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不太一样的家族观念。温州人的家族观念可以上溯很多代,甚至可能会超出我们传统的“五服”概念(澎湃新闻注:古时丧服按跟死者关系的亲疏分为五种,指高祖父、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、自身五代,后来用出没出五服表示家族关系的远近)。

  在这样大家族的范围里,温州存在着一种极特殊的带有血缘的信念。比如整个村庄往往都是一个宗族,是一个姓。村里有个小伙子,大家都觉得他不错。如果他要出去创业,在已经富裕起来的温州,很容易得到民间的金融支持。等于说,整个村庄出钱给这个孩子去创业,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多见的,也导致了温州人创业的激情、热情和创业成功的可能性,第一桶金的获得要比别的地方相对容易得多。这是温州的一个特色。

  温州的另外一个特色,就是一直是个交通受到限制的地方,即便现在,上海到温州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:我昨天晚上坐高铁过来,到温州的时间跟到北京差不多。交通不便利,在过去也被认为是负面的东西。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却未必,为什么?因为交通不便,温州受到外来的冲击相对轻一些,传统文化的保留比别的地方高。

  温州历来是个缺少可耕地的地方,这在过去也被认为是温州的负面因素。后来我们认识到,地不够有时候会转变成正面的因素,比如说温州人必须出去。中国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,其实都是可耕地不够的地方,都是几乎没有资源的地方。可耕地多的东北,家里都是几百亩地,有的地方用“顷”,但咱们这里恐怕是用“分”。没有地的地方,人都往外走,所以温州人勇于创业、勇于走出去、勇于暂时离开自己的根基往外发展。

  所以从传统来讲,温州是个非常独特的城市。温州模式和温州模式中的创业精神,有一种特殊的“因缘”在里面。

  永嘉学派是温州模式的历史源头

  从历史上看,温州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传统、学术传统、理论传统和精神传统。

  在南宋时期,温州地区工商业非常发达,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。“富工”这个概念很有意思,在别的地方很少见,也就是凭手艺致富。还有经营工商业的地主,这也是温州很特别的一面。因为靠有限的地,不足以积累庞大的财富,所以必须想办法谋求更大的利润。

  我们知道,南宋时,整个中国的思想界被两大派别——或者说传统儒家的东西被两个人的思想——笼罩,一个是朱熹,一个是陆九渊,一个是理学,一个是心学。其实在朱和陆之间,当时已经出现了永嘉学派,它跟温州这片地域完全相关。

 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

  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是,重视实用,重视事功,重视具体的事情,并且要想办法让这件事情显出功用和价值。“道在物中”,这是永嘉学派的精髓,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商品经济对国家社会的作用,主张发展商业,并且强调创新。

  永嘉学派强调功利,强调实践的重要性,强调义利不能脱离,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,要有实实在在的功效,主张农商一体,主张富国强兵。

  永嘉学派非常有意思,清朝中期的时候颓败了,不像在宋元之际非常有力量。我后来想过,永嘉学派还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它不大可能是国家平稳发展和和平时期的学术。国家很平稳、很安全,匀速发展的时候,这个学派的意义看不出来。这个国家面临挑战、面临重大历史关头的时候,这个学说的作用会彰显。

  永嘉学派到最后彻底影响了浙东学派。浙东学派在公司观念上有特点,强调各得其私,各得其利。

  在经济上,这个学派强调工商皆本,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我们以前认为农是本,别的是末。在富民观念上,永嘉学派以及受它影响的浙东学派,都强调要保民养民,就是国家有责任要保护民众、养育民众,并且富民。这个观念在以前也是没有的。

  在义利观念上,永嘉学派强调义利并举、义在利中,这跟中国别的地方思想完全不一样。开拓创新方面,浙东学派和永嘉学派在批评和评论当时文坛界的时候,都以“是不是有独创精神”作为评判标准,这也是很特别的——过去一般评判是符合不符合孔孟之道,符合不符合先圣之说——把原创视为最高的标准,这在全国是非常少见的。

  永嘉和浙东学派还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兼容并蓄。他们反对贬低别人,认为如果这样的话,社会习气会每况愈下。他们强调的是春兰秋菊各为特色。

  日本成功背后的“永嘉学派”影子

  大家都知道,在东方世界,在亚洲,日本是唯一一个成功完成了经济、工业、文化、政治的现代化,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,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传统的国家。但是我要说的是,日本的巨大成功背后,有永嘉学派的影子。

  1600年,浙东学派和永嘉学派诞生了一个重要学者朱之瑜,也就是朱舜水。他出生于浙江余姚,是明朝的贡生。他强调“实理实学、学以致用”,认为“学问之道,贵在实行,圣贤之学,俱在践履”。

  崇祯十一年(编者注:1638年),他曾以“文武全才第一”被推荐给朝廷,但他没有去。后来明朝末年天下大乱,他参与了很多的“反清复明”,想筹得军饷去抵抗清朝。之后由于时运不济跑到了日本。很多年轻朋友玩电子游戏都知道德川家康,他的孙子叫德川光国,礼聘了朱舜水编撰《大日本史》。

  日本友人1982年在浙江余姚立的朱舜水纪念碑

  两百多年以后的19世纪中叶,发生了鸦片战争。打完中国后,英法的船是扭头到日本的,日本很快发现这么下去不行了。同时我们这里接着又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,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。日本人里很多是朱舜水思想的“徒子徒孙”,他们马上反对,“我们不摧毁传统”。1867年以后,日本开始“明治维新”,一方面保护传统,一方面融入世界。

  朱舜水影响了日本整整一代学者,他们构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和主要力量。所以我们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国策,一方面坚守传统,一方面随时应变,一方面学习对方,另一方面创新,背后都是永嘉学派的影子。朱舜水的弟子说,舜水先生片便之字,皆宝而藏之,当敬之以神明,谁忘掉了朱舜水先生的学问,皆非吾之子孙。

我觉得,对温州模式,可能放在日本明治维新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,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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