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毅夫:政府当年讲的是“4万亿” 实际投资30万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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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林毅夫:政府当年讲的是“4万亿” 实际投资30万亿

林毅夫: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因我们有比较优势


在27日晚上的“对话林毅夫:中国的奇迹”的分论坛上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、名誉院长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在谈到“四万亿”问题时表示,从2008年到2010年我们(政府实际)投资了30万亿,怎么政府讲的是4万亿?实际投资的是30万亿,而且投资的比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还多。

以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、名誉院长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的现场文字实录:

杨燕青:但是当时的四万亿的量是不是太大了?

林毅夫:我们投资的是什么领域?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。基础设施一般要三年、四年才能建成,所以你在算投资回报率的时候,它只有投入,没有产出,当然回报率低,TFP低。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点,基础设施的回报的计算里面,它的外部性是没有办法计算进去的,比如我把道路搞好了,民营经济在上、路上的时间短,它的轮胎损耗小了。它的外部性在那个地方。你会分析不出来吗?

第三点,即使你把前面的时间因素跟外部性都做了矫正,你会发现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比一般民营经济产业的回报率低,这种状况下,要不要做基础设施?如果政府不做,企业是不会做的,它的回报率比较低,但是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改善,经济发展不是到处都有瓶颈嘛,那经济又发展不好了,你要想让经济发展好,民营经济又不愿意做,是不是就应该政府来做?如果是政府来做,什么时候做好?是经济非常正常,民营经济投资的积极性很高的时候来做好,还是民营经济不太愿意投资的时候你来投资好? 如果是民营经济的投资积极性很高,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,那经济不就过热了吗?所以,就应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,来做基础设施的投资。虽然从回归分析来看,可能回报率是比较低的,但这是做基础设施最好的时机。

2008年的时候出现国际金融危机的,2009年2月份我就开始倡导在经济下行出现经济下滑、疲软的时候,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最好的时候。

杨燕青:是不是还有资金去了房地产,而不是去了基础设施?

林毅夫:那要一步步看。当时有很多人反对的。还有房地产,房地产是企业行为,不是政府行为。 第二,出现房地产的问题,是不是四万亿造成的?

杨燕青:是一部分的作用,不是全部。主要一部分来自银行的贷款,因为当时四万亿的时候很多是通过银行的渠道放贷的。

林毅夫:这个是银行,不是政府的缓周期措施。

杨燕青:当然银行自己也有冲动,但是银行得到了这个指令。

林毅夫:房地产的泡沫,我们中国是有的,其他国家也有房地产的泡沫。我们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应该是跟银行管理体制有关的,因为这个是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。

杨燕青:国有企业可能还是存在产权的问题。

林毅夫:美国也有房地产泡沫啊,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就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嘛。

杨燕青:所以国有和非国有都会有问题。

林毅夫:我想这跟银行的管理体制有关,从2008年到2010年我们投资了30万亿,怎么政府讲的是4万亿,实际投资的是30万亿,而且投资的比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还多,主要是我们银行管理体制里面有一个很不合理的规定,这个不合理的规定就是,如果这个项目已经得到银行的批准和贷款,这个项目是1亿元,它第一天就把1亿多补给你,它不是受信,就把钱都补给你,第一年可能只用2500万,还有7500万,就放在银行里,贷款变成了存款,存款又可以变成贷款了,这里面为什么会讲4万亿,投资的是30万亿,就是因为贷款变成了存款,存款又变成贷款,这样不断地换。这样很容易导致企业做投机性的活动。为什么?

在国外一般是怎样的,如果给你1亿的贷款,第一年用2500万,你只借2500万,另外的7500万是一个受信,是成个承诺费,承诺费只要交0.25或者是0.3个百分点的利息,但是,我们国内是怎样的?我们国内是一下子1亿多的利息都要交,7%、8%,2500万,你要付1亿的利息,那就是20%、30%,你拿了这么高的钱放在银行里面,完全付利息,它就会有短期的炒作。 我参观了不少中国的企业,基本上每个大企业都有一个房地产部,因为它可以跟银行借到钱,但是要付那么高的利息,房地产是最好的投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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