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洋:美国“索赔”不太可能得逞 “新冷战”更值得重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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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我国正在逐步走出疫情阴影,但世界却不尽然。当前,我国应如何看待新冠病毒溯源和疫情扩散追责问题?特朗普政府暗示的所谓“索赔论”,是否会影响中国在美资产安全?疫情是否会导致中国被挤出世界产业链?世界格局又会否因疫情而发生巨大改变?

  姚洋指出,“索赔论”说法几乎可以被忽略,原因在于“我国在美资产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持有的资产”。据姚洋解释,美国冻结或封锁主权国家资产必须以战争时期和敌对国家作为前提。针对非战时情况,美国法律已于1976年明确禁止美国个人或政府起诉其他主权国家。

在姚洋看来,尽管特朗普政府可能“没有底线”,但美国司法系统具有独立性,不可能罔顾本国法律,让世界重回“丛林法则”的支配。

此外,针对部分国家,特别是非洲一些国家提出的债务减免,姚洋认为,中国不能完全忽视这部分诉求。按照历史经验,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援助,最终难以避免“以某种形式被减免”的结局。为此,中国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,逐渐将外援形式从“债务”过渡到“拨款”,即向某国提供一笔钱,不要求偿还,但对对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

其次,针对疫情追责和溯源的说法,姚洋的看法是:追责毫无道理,溯源需高度重视。

一方面,疫情是外部冲击,没有国家能够预先知晓。因此,即便我国政府在早期做出封城决定时稍有犹豫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不久前由英美学者共同发表的《本福德定律和COVID-19报告》同样证明,中国没有操纵疫情数字。

另一方面,溯源具有科学意义;必须弄清源头,才能有效防治。姚洋指出,在联合国呼吁溯源的当前,我国应该做出积极回应。具体回应方式有两种。一种是展开联合调查,化被动为主动;另一种是发布白皮书,说明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的研判、措施、成效等,主动出击。

最后,姚洋认为,产业“去中国化”同样不太可能发生。原因有三。其一,当前全球价值链由分工形成。过去二十多年,中国的产业升级非常明显,部分偏低端产业转移到别国,符合全球价值链转移规律,不是所谓“去中国化”的表现。其二,中国市场足够大,没有企业愿意放弃。其三,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。任何企业搬离中国,都将面临生产成本上涨的后果。

美国、日本商会的调查数据显示,有意愿搬离中国的企业占比10%至20%,而真正搬离的企业只占1%到2%。

与此同时,姚洋指出,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,仍然在对制造业“加码”。作为第一个走出疫情、第一个恢复生产的国家,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“占得了先机”,疫情导致的短期产业链中断实则对我国有利。

新冷战?新应对!

疫情会加速“新冷战”吗?姚洋认为,答案是肯定的。“新冷战”,指的是中美在意识形态、地缘政治和技术这三个方面的竞争,甚至是对立。

意识形态方面,无论是在中国疫情加重阶段,还是疫情在世界多国暴发时期,西方国家都透露出种族优越感,和莫名其妙的所谓制度优越感,似乎“民主制度五毒不侵”。当前,面对国内政治和选情,特朗普政府必须把锅甩给中国。而甩锅的过程,必然会把矛头引向中国的制度。

地缘政治方面,姚洋指出,早前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第一次让中国外交化被动为主动,但同时也让美国察觉到,中国将成为地缘政治对手。疫情中,有史以来第一次,中国向欧洲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;这也是非白人国家首次向白人国家提供援助。姚洋判断,疫情后,美国会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围堵中国,削弱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。

技术方面,即便技术封锁早已开始,但姚洋认为“大概率不会形成两个平衡的系统”(即中国一套技术,其他国家另一套技术)。一方面,贸易不会中断;另一方面,技术标准由企业,而非国家制定。在西方的选举民主下,政府很难指挥企业,后者不会增加巨额成本来维系多套标准。

既然“新冷战”格局将长期存在,中国当如何应对?姚洋提出三点建议。

第一,与美国保持竞合关系,承认竞争。在姚洋看来,中美经贸谈判成果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WTO改革的模板。因此,对于美国在第二阶段谈判提出的议题,中国应该积极响应,向美国开诚布公地提出我方诉求,双方承认竞合关系,达成妥协。

第二,防止经济民族主义。一方面,不要做出“欧美已经有了经济民族主义”一类的错误判断;另一方面,我国搞创新,没有必要把调门唱得很高,也没必要非得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。

第三,把意识形态之争变成国家治理之争。姚洋指出,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阐释中国模式,把我国模式上升到文化、哲学层次,这样才能说服全世界。哲学层面,我国传统的“秩序、和谐”思想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极大补充。实践层面,应强调我国基层组织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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